文| baba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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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回国10周年”,向江旭凝思片刻,像是为一次跨越30年的回忆之旅暖车。
此时的他,正以宜信CTO的身份主导宜信技术重构、创新和组织架构调整,意在打破内部数据烟囱与信息孤岛、提升整体运作效率,这场硬仗已持续了两年有余。
而30年前的那个冬天,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某家外贸国企的向江旭,名列前茅次出国接受培训,满眼望去尽是新奇世界。
1992年,匹兹堡大学,教室
“他们说的你听不懂,你说的他们听不懂,你能做些什么?”
1992年,面对“获得全额奖学金才能办签证”的硬性规定,向江旭再三权衡后选择前往匹兹堡大学深造,进修博士学位,自此开启18年留洋生涯。
名列前茅关自然是语言,相较其他留学生,语言关之于向江旭不仅是历练,更是关乎其留学生涯能否延续的基础保障:他需要完成每周20小时的助教工作以赚取生活费。“虽然英文考试成绩不错,可那都是哑巴英语,不会说也不会听。”他至今还能记得自己首次担任助教的尴尬场景:自己讲的台下同学听不懂,同学的提问自己听不懂,台上台下大眼瞪小眼,相望无言。
向江旭将全部休息时间用来改进英文听说能力:为了提升听力,每天睁眼后名列前茅时间打开广播或电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为了提升专业领域的英文能力,他参与了亚裔学习小组,狂刷往届教材、考题,以最大吞吐量疯狂汲取专业英文词句;为提升口语能力,他将自己的授课过程全程录音,在别人鼾声渐起的深夜,一遍遍默念发音不准的语句。向江旭几近极限地激发着自我潜力,寥寥数月之后,这位中国助教已经能用流利美音与学生顺畅交流。
如果说语言关是留洋的必修课,那么尝试融入当地文化大约是选修课,很多少数族裔只求完成学业和工作,并不追求与当地主流群体的融合。向江旭却将此视作另一种修行:“既然是学习,就要尽可能掌握更多的信息,在学校上课、工作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不同文化对撞时产生的别扭感,那只有走进当地的文化之中,才能理解这些差异的根源,弥合倒是未必,但自己能学到更多东西。”他主动结交当地朋友,在酒吧中与好友推杯换盏,讨论电影、音乐、吐槽政治,前往体育场观看美式橄榄球,参与犹太家庭种种有趣的节日……几年下来,不仅交到了许多朋友,还大大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审美能力,如今在技术圈内提起向江旭老师,“儒雅”“风趣”是必然出现的关键词。
由于事业上的成功和良好的语言文化理解沟通能力,2020年,向江旭被母校匹兹堡大学校长聘为校长全球顾问委员会成员,和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学长等其他杰出校友一起为母校的发展献计献策。
从匹兹堡大学硕士毕业后,向江旭转战硅谷并站稳了脚跟:就职于当年与微软、Intel并肩的Cisco(思科)——早在2000年前后,Cisco高层便将尚且幼小的华为视作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大竞争对手,“虽然意识到了但并没能阻止华为的迅猛崛起”——安家立业、娶妻生女,人生进入了全新阶段。
几年后,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硅谷逐渐成为全球IT从业者的精神圣地。经过深思熟虑,向江旭决定举家迁往硅谷。
在硅谷,向江旭发现自己不再是少数族裔,每到中午,办公室内熟悉的中餐饭菜飘香,足以与印度同事的咖喱风味儿分庭抗礼,白人同事只能一边啃着汉堡一边皱着眉头匆匆路过。
也是在硅谷,向江旭深刻体会到了运气对人生的巨大影响。2000年,互联网泡沫骤然破裂,硅谷掀起一轮裁员潮,裁员比例达到惊人的25%,一时间哀鸿遍野。回忆当年的惨烈,向江旭依然心有余悸:“突然之间上帝开始玩起了轮盘赌,4个人里就有一个要中枪,不论你家境如何、 不论你是否表现出色、也不论你的家人是否也被裁员,枪声响起就要卷铺盖走人。”
幸运的是,向江旭夫妇都得以在那一轮裁员潮中幸存。
5年之后,向江旭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选择一
2010年寒冬,北京,朝阳公园南路
为了打车在街边站了一个小时,女儿问“为什么我们要来这”?
虽然身在美国,向江旭一直通过网络和至交好友们——其中最有名的是雷军,向江旭的同门师兄弟——关注着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从春雷初鸣到巨浪滔天,虽然没有身处其中,但国内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给我带来了太多震撼和感动。”
突然有一天,向江旭发现最初以“C To C(Copy To China)”模式起家的中国互联网,已经诞生了太多自己看不懂的模式。“给我冲击最大的是雷军投资李学凌做的‘YY语音’,一群人在一个语音聊天室里唱歌、对话、送花,单纯靠声音交流就能产生消费”。彼时的向江旭主攻路由器科研,“我认真思考了很久,一边是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一边中国的蓬勃之势,一边是自己正在读中学的女儿。最后我下定决心,不论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与时代节奏的同步,还是为了让女儿能够体会最有生命力的时代变革,我都要回国。”
向江旭是位典型的“女儿奴”,回忆每进展到一个新阶段,必有一段关于女儿的叙事,嘴角挂着消不掉的笑意。然而,2010年这次举家归国,最大的阻力便是来自自己的女儿,“放弃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放弃正在进行的学业,在已经相对成熟的年龄(中学)来到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确实接受起来有些难。”归国之时亦是冬天,一家三口为了打车在北京街头站了一个小时,女儿认真地盯着向江旭问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向江旭只能苦笑。
时间给出了答案。接下来的四年,女儿在北京的高中结识到了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新朋友,颠覆了曾经对国内的认知,在赴美攻读大学之前留下了一段难忘而宝贵的人生经历;在中国高中毕业后,她被全球知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大学毕业后即加入谷歌,成为一名产品营销经理,负责谷歌首页的产品营销活动内容,回头看来,中国的学习经历对女儿的国际化视野和综合能力的提升有着非凡的意义。
而供职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向江旭,平生名列前茅次体会到了高科技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的造物之乐,“在美国总是从事纯科研类的工作,回国之后,发现有大量的商业场景可以与自己掌握的技术相结合。作为微软物联网亚太区产品总负责人,我带领团队研发基于嵌入式Windows(Windows Embedded, 后来改名为Windows IOT)和安卓的物联网解决方案,部署到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制造等场景中的智慧楼宇传感器、家电和机床等设备中, 比如我们跟某个汽车品牌合作车联网,语音识别、语音控制、导航、兴趣点分析、温度控制、车机互联互动等等,这个场景下需要应用的技术都是我们做的;我们和海尔合作做了全球名列前茅款基于Windows系统的智能电视,21:9、58寸……那段日子很美好,每天都和打了鸡血一样。”
2014互联网大会上,向江旭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互联网的物理化是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不仅精准预言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和可穿戴设备的时代来临,更提出互联网实体化、生活数字化的不可逆趋势。
智者绝不满足于唇舌之乐,也是这一年他选择离开微软,“我需要一个能够践行自己认知的精准场景,尝试将现实世界和互联网融合为一”。
多年之后,科技行业的变革印证了向江旭的全部判断,随着AI和5G技术的进步,当年向江旭孵化和尝试的IOT技术和应用场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落地开花,IOT真正迎来了爆发的时代。一个成功案例:2020年上市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公司石头科技,其两名联合创始人(COO和CTO)就是向江旭在微软IOT部门的骨干下属,他们将微软的产品和技术成功运用到扫地机器人这个细分领域,成就了一家700亿市值的公司。
但他在评价自己的决策时,却小小地自省了一番,“也许当时可以做得更好”。
选择二
2014年,“向江旭离职微软”的消息甫一传出,便掀起一轮电商行业的抢人大战,传言阿里、京东等大小电商纷纷参团。最终,他选择了寺库。
面对众多诚意满满的巨头邀约,向江旭最终选择加盟奢侈品电商平台寺库,“寺库线上平台+线下实体门店的模式,正适合践行我对于两个世界(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深度结合的一些想法。”
在寺库,向江旭完成了4件工作:完善后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完成移动端建设(打造7款APP);从零搭建大数据体系,10人团队均为清华、北研所的博士以及自微软、雅虎、亚马逊的业界精英;智能硬件。前两项是身为技术决策者的应尽本分,后两项则是向江旭的野心尝试。
这次尝试不可谓不成功,向江旭团队打造了多款智能硬件,尽可能丰富地采集用户在线下门店的行为数据,经由人工智能分析之后推送个性化服务需求,或由系统在移动端实现,或由门店员工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数字化、人工智能是手段,全方位提升客户‘尊享’感受是目的”。
智能门店方案的落地推出,让向江旭又一次成为巨头争夺的对象,这一次他选择了苏宁——一家天生带有线上、线下双重基因的大型企业,希望借助向江旭的能力开拓其科技创新方面的想象空间。向江旭不负众望,不仅推出了苏宁自主品牌的智能音箱“小Biu”,落地在了“苏宁无人店”的完整解决方案,还将苏宁带到了世界上最大、影响较为广泛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简称CES)。另外,他在业界首次提出“无人店分级体系”,执笔《智慧零售白皮书》,是苏宁“智慧零售”公司级战略的幕后智囊和推手,自他加盟之日,科技之于苏宁不仅是线上线下零售的运维支持,更是成为了发展的潜力、未来的可能性和苏宁“智慧零售”战略的引擎。
虽然苏宁无人店平均1.5年会盈利,但是无人智能门店的成本相对偏高,对选址、选品、选客群有很高的要求,当时不适合大规模落地推广,而品尝过场景价值美味的向江旭,早已不再满足于相对枯燥的“实验室创新”。
最终,在创始人CEO再三的诚恳邀约之下,他加入了宜信团队,以CTO的身份开启了一场浩荡的科技创新和组织变革。
向江旭自省无人店方案成熟的商业模式不仅要实现功能,也必须要有经营思维,比如解决方案的成本需要更严谨地考虑。如果再来一次,我会考虑尽量用零成本的二维码,代替高成本的智能设备来作为数据入口。
一场跨度长达一年的组织变革,一次技术赋能的业务转型升级。
在消费侧忙碌多年的向江旭,自加盟宜信之日起,主要精力便放在供给侧的优化调整之上。
宜信原本的组织结构中,技术团队分散于各个BU(业务单元)之中,在企业发展期这一模式支撑了宜信快速创新、发展,但在发展稳定期,这一模式的弊病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重复造轮子,数据孤岛(仅数据平台就有5个),信息烟囱,投入产出比不清……向江旭的到来,让宜信拥有了从技术底层发力、全盘重整组织结构的能力。
创始人CEO给予了极大支持,比如成立科技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副主任,将主任职位交由向江旭以展示信任与支持,“被我拒绝了,老板一定要坐在主任的位置上,我可以做执行主任,组织结构变革是一件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的大事,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力、上下一心的合力”。
向江旭的解决方案,用一个词归纳便是“中台”,他力主打造了宜信的中台结构:组织中台(完成人员统一管理),业务中台(包括信贷业务中台和财富业务中台),AI中台。总结下来寥寥数十字,其背后是无数的复杂矛盾与庞大工程。“中台如今承受了诸多污名化,可我认为并不是中台模式自身带有原罪,大部分是因为使用不当,在宜信,中台战略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完成组织结构优化、降本增效的手段,本质是为了整合资源、优化协同、提升整体效率。”
中台战略,意味着向江旭主责的技术团队将承担所有的研发任务,原本BU自建团队、如臂使指的便捷不复存在,高管会上的质疑自然少不了。向江旭对此亦有准备,多年带领大型研发团队的经验,让他打造出了一套以数据说话的研发评价体系,“有的业务负责人会将业务利润不足的现象归咎于研发,那就把研发成本数据列出来,不同业务线的投入成本和各自收益一目了然, 是成本高、还是营收低,数字不撒谎。”
这一轮组织调整,延续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有趣的是,在组织结构调整这类“俗务”之外,这位骨子里的创新专家技痒,结合宜信的诸多业务场景尝试科技赋能,带领团队开发出了“催收智能机器人”这一惊艳了全行业的创新产品。“催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沟通场景,通过人和人的直接交锋进行催收,会产生大量衍生问题,但机器人不会有情绪,不会有过度反应,他只解决催收本身的问题,不会制造新的问题。”根据宜信内部定额测算,仅2020年一年,催收机器人便为宜信额外追缴过大量资金,这一技术也受到了圈内广泛关注,有可能会成为宜信技术团队孵化的独立产品。另外,宜信大数据团队推出了ADX大数据平台,关键组件对外开源,在开源社区和行业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业务创新也是向江旭和团队一直在探索的方向,未来也会有更多创新布局。
智者无界,向江旭要跨越的下一个边界在哪里?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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